如果没有苏轼这个kol在,中国绘画将会如何发展?

发布时间: 2019-02-25 12: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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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数精英的绘画风格,最终塑造了所有的绘画形态。这是中国所独有的。


从文献记载看,文人艺术的思想似乎最早出现于11世纪末。苏轼及其文人圈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种新理论,并得到了后世文人的普遍接受。虽然元人的观点有所变化,但直到明末董其昌及其友人们建立文人画传统之前,并没有另一套系统理论与之抗衡。董其昌对其后的艺术论著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具有支配地位。


苏轼和董其昌都是多方面的天才,他们身居高位,声名显赫,生前身后皆名满天下。他们是某些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,因此他们的思想难免会影响其他士人。


苏轼提出了士人画,而董其昌详尽讨论了文人画的传统,因此研究文人艺术理论自然当以苏始而以董终。这种大跨度的时代研究固然会导致简单化,但宏观的视角却可以使我们看清历史发展演变,并且梳理出潜在的因袭体系。


范宽 《溪山行旅图》


众所周知,文人作画始于汉代,到了唐代,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跻身仕途,所以张彦远说只有贤人高士才能成为优秀画家。一些为后世文人艺术家采纳的题材也产生于这一时期,比如关于田园的诗意表达,像王维的《辋川图》,还有张璪的水墨树石,但唐代官员和画工在题材风格方面还没有明显分化。


文人艺术理论出现于宋代,它反映出向一种新的绘画形式的转化,但还没有从风格上进行定义。


文人画家此刻意识到了他们作为精英群体应起的作用,他们倡导的艺术与诗歌和书法紧密相关。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,而不是具有共同艺术目标的一群人,因为他们处理的是不同的题材,以不同的风格作画,其中某些风格直接源于早期的传统。当然,他们的作品被后世的文人画家奉为圭臬,最终一些特殊的绘画类型被视为文人题材。然而,在山水画领域,这一观点到明代才确定下来。那时,文人们追忆元代大师的成就,开始用风格术语来定义文人画。因而我们关注到这样一种艺术形式,它首先在某一社会阶层里进行实践,继而缓慢进化为一种风格传统。


既然艺术家的地位很早就是重要的事情,文人绘画的概念为何不早不晚恰恰出现在宋代呢?


在中国,一个有抱负的人想要成就功名只有一条道路,就是出仕做官,随之而来的就是特权和威望。封建世袭贵族在唐代仍强而有力,官员一般都出自名门望族。直到宋代,士人阶层才第一次获得社会权力,他们可以单凭功绩得到高位。这个时代,科举定期举行,有才干的人常以此获得官爵。宋初重臣如赵普、吕蒙正均出身布衣,11世纪文坛泰斗欧阳修起于寒门。此时的高官往往是著名学者、作家、诗人,一种道德严肃性弥散到所有文化形式之中。宋代的士大夫形成了功勋卓著的显贵集团,它和唐代的世袭贵族统治大相径庭。正是这些文人确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基调,创造了新的散文、诗歌、书法风格。在这种氛围下,苏轼开始思考一种特殊类型的绘画——文人画,这并不足为奇。


宋徽宗赵佶 《溪山秋色图》


11世纪晚期,一群著名的士大夫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。苏轼和黄庭坚是这一时期的诗坛领袖。他们俩也是北宋著名书法家,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只有米芾和稍早时期的蔡襄。


这个以苏轼为中心的群体还包括三位著名画家,分别为文同、李公麟和驸马王诜。苏轼在这群人中最为重要,因为他身居高位,而且是保守派领袖之一,反对改革家王安石的政策。苏轼天赋异禀,喜好结交朋友,他的人格也深远影响着他的朋友们,在热衷绘画创作和评论的文人中,他是核心人物。当他因为持保守政见遭贬时,他在逆境中的态度使他成为后人的榜样。就绘画而论,文同、李公麟和米芾的艺术也许比苏轼更胜一筹,然而正是苏轼的声望,使得其他文人迅速接受了文人艺术。


文人们并非没有意识到,自己在诗歌和书法艺术方面扮演着革新者的角色,也许这正是潜藏在苏轼的士人画定义背后的意识。


他注重作品中的“士气”,而不是它的风格主题,这也显示他和朋友们在实践一种新型的绘画。


在苏轼看来,画是像诗那样的艺术,应当作为闲暇时的一种自我抒发的方式。当这种态度在北宋著作中出现,就标志着绘画已为文人阶层接受,得到了像诗那样的上流艺术的地位。


时至宋代,诗歌已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,但仍是文人教育的基本部分。在中国,诗和书法是上流艺术,是文人仕途生涯的资本,也是向朋友们展示才华的手段。像诗一样,文人们也开始通过画作在社交聚会中互相唱酬。这在西方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,西方典型的画家最初是工匠或职业艺术家,他们为教会或赞助人的订单工作。到了19世纪,按照自己方式作画的独立画家才出现。因此,自我表现在西方常被冠以浪漫主义术语,艺术家们带着自己的创作材料孤独地奋斗,这与中国宋代完全不同。文人画是作者显露个性的表现形式,但这些作品常常是在朋友们饮酒聚会时创作的。


(传苏轼)《木石图》


绘画变为文人文化的一部分后,便与更早发展的诗歌逐渐比肩而行了。文同和苏轼便是第一对著名的艺术挚友。苏轼在文中提到,在文同眼里,只有苏轼能理解自己的画。在苏轼与文人们的交往中,绘画第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传为李公麟所作的绘画《西园雅集图》中,表现了他们在王诜西园的聚会场面,沉浸于典型的文人式消遣中。


在这个群体中,苏轼、米芾、王诜、晁补之都懂得绘画,而只有李公麟正以陶潜的《归去来辞》意境作画。这个动作意义深远,因为李公麟的绘画更胜诗歌和书法。当他的一个朋友去安徽赴任时,李公麟画了一幅《阳关图》表示送别,画面表现了王维的《渭城曲》。这写有两行诗的画,便取代了以诗别友的惯例。


马远 《西园雅集图》


苏轼常在与朋友饮酒时即席作画,他的诗作也往往以这种方式奔涌而出。有一次他去拜望米芾,笔墨纸砚和酒已在桌上备好,他们相互写诗唱和,通宵不辍。米芾告诉我们苏轼如何作画:


“……初见公,酒酣,曰:君贴此纸壁上,观音纸也。即起作两枝竹,一枯树,一怪石。”


《木石图》卷之上的米芾名款题跋


在一首著名的诗作里,苏轼向主人郭祥正表示歉意,自己到主人家作客,饮酒后把竹石画于主人家白墙上。黄庭坚曾描述过苏轼在聚会上的典型状态;他酒量有限,几杯酒下肚就酣然入睡,不一会儿他霍然而起,奋笔书画。


有一次,苏轼被锁在考试大殿里批改考卷,作为消遣,他和李公麟合作画了一幅竹石牧牛图,黄庭坚又加上了一首戏谑诗。另一幅苏李合作的画叫《憩寂图》,典出杜甫的一句诗,苏轼、苏辙和黄庭坚都在画上题了诗。这种合作绘画的探索类似于文学游戏,游戏里每个人作一联诗,这种游戏精神也体现在这些绘画的题诗和题跋上。


苏李合作 《憩寂图》


画可以与诗比较,是苏轼等人的独特贡献。

苏轼的即兴之作看起来仅仅是快速写意,是其蓬勃天性的自发表现。他本能地认为创造力就是瞬间的能量爆发,也许是他唯一可以驾驭的绘画类型。李公麟更像个真正的艺术家,他能创作出精心布局且极具技巧的作品,也能在朋友聚会时即兴挥毫,从他与苏轼的合作以及他在《西园雅集图》中的动作就可以判断。


郭熙 《早春图》


李公麟以白描风格作画,因此他的作品也很像素描,可以很快完成。后来的文人画家如沈周和文微明也在社交场合为朋友作画,他们的画作常常描绘出文人们饮酒品茗的场景。作品技巧简单,可以顷刻间完成,但他们的作品还是超出了粗略速写的水平。从那时起,朋友间翰墨往来成为了文人聚会交往的惯例。据说莫是龙曾在友人面前完成了一幅出色的画作,于是大家争执着谁可以拥有这幅画。从这些轶事来看,这一行为由苏轼开创先河,后来被性格迥异的文人们继承并发扬,而创作出的这些作品并不仅仅是速写。


文同 《晚霭横卷图》


这种高雅艺术更适宜一种特殊的鉴赏方式。在社交聚会中,当一位友人创作出一幅画,会被其他人看作是他人格和时代环境的反映。每当名士作画,他的朋友又题跋其上。后人把这看作历史的遗珍,并感慨艺术家的离去。对中国文人来说,鉴赏作品不仅是理解画家的风格,更是要见画如见其人。如同诗歌书法,文人们的风格定义更注重人格价值,而不仅仅是纯粹的艺术价值。


在书法领域,当一个人选择古代书法大家作为自己的楷模时,很重要的原因是钦慕他的品格。无疑,苏轼敬佩颜真卿,不仅由于颜真卿的书法,也由于他的道德品质。比之吴道子的作品,苏轼更偏爱王维的画,一定是王维诗人的身份影响了苏轼的喜好。从苏轼的时代开始,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都不仅仅是画家,他们也是政治家、学者、作家、书法家或仁人君子,因为绘画以外的才能而驰名,就赵孟頫和董其昌面言,他们在书法上的威望使他们在文学之士中居于领袖地位。


北宋之后,这些特殊才能似乎导致了人们接受文人画。文人艺术理论又是如何反映出这类绘画与诗歌书法的紧密联系呢?


11世纪文人论及艺术时,出现一种新观点:他们力图使绘画适合于文学模式。文学中受到赞赏的特质也用来评价艺术。要了解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,关键要懂得绘画一直处于地位颇低的技艺阶层。


苏轼谈到善画墨竹的挚友文同时说:“与可之文,其德之槽粕也;与可之诗,其文之毫末也;诗不能尽,溢而为书,变而为画,皆诗之余。其诗与文好者益寡,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,悲夫!”


在这种基于儒家论调的看法中,一个人的品格比他留存下来的遗迹作品更重要。文章用来治世,当然比表达个人感受的诗歌更有地位,而书画用以表达诗的未尽之意。在诗书画三种依赖笔和墨的艺术中,画最不重要,但它被纳入这个系列,说明画最终获得承认,成为个人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。也许,我们能最深入把握的宋代文人观点,就是上面苏轼对画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系的强调:绘画被认为像诗歌和书法那样反映出作者的品格。


董其昌 《疏林远岫图 》


从一开始,诗歌和书法就被视为作者天性的镜子。在唐代,人们认为书和画是同源的,时至南宋中叶,赵希鹄在技法基础上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。在这条发展线索中,两个最重要的环节形成于11世纪晚期:一是认为绘画反映了艺术家自身;二是画与诗得以进行比较。关于第一点,郭若虚在《图画见闻志》中谈到“气韵”时提及,后来米芾之子米友仁也曾表述过。这显示绘画理论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,从唐及唐以前注重再现转变为强调艺术家的作用。到了元代,用以评价人格的术语开始定义艺术风格。第二点,画可以与诗比较,这是苏轼及其友人的独特贡献。


本文选自美国艺术史家卜寿珊(Susan Bush)的著作《心画:中国文人画五百年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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